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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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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风险必须有长远应对PG电子下载

  去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次贷危机急剧扩展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小冲击。这场金融危机尽管有资本失控、监管不力等原因,但也是全球化条件下某个局部风险传递并迅速放大的表征。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不同于传统风险的特征,最突出的就是它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风险就不仅仅是技术性风险,也是制度性风险,因此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现代风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任何专家也难以作出判断与预测,或者即便有预测也是模棱两可的,这无疑增加了风险治理的难度。但是,就像危机既有“危”也意味着“机”一样,风险同时也产生推动改革(变革)的机遇,它将促使人们反思现有的保险(保障)体系,进而成为进行新的政治动员的力量。面对风险,传统的“事后”应对往往捉襟见肘,这就呼唤防患于未然、把握未来的方法论,需要从国家到个人都要确立着眼于长远的风险意识和标本兼治的切实打算。

  我们以往对全球化的正面评价比较多,但对它挟裹的风险,及其凭借现代技术手段放大的恐慌与不信任似估计不足,当前的金融危机再次敲响了警钟。我们遭遇的既有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风险,也有历史和国情,以及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态势为风险传播提供的特殊条件,这些因素包括:人口规模大、密度高,风险杀伤力大;大量人口文化水平低、工作素质差,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社会转型和流动性促使各种风险交织在一起产生连锁效应;个人、阶层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信任程度比较低,合作意愿也不强;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社会力量的作用还不明显,风险责任分担体制也远没有建立起来。

  为了应对危机,保增长,保就业,促民生,我国采取了以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为主要内容的应急措施,并提出了振兴若干产业的对策。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优化投资结构,“政府投资必须用在应对危机最关键的地方,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但是,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使这些扩张性的物资投入很容易陷入传统发展模式的困境,一边在克服危机,一边又在制造新的风险。实践科学发展,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大规模改造,包括严格限制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提升现有的产业结构,促使制造业向附加价值高的服务性业务延伸,发展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等等。这一切,都对我国人力资源储备和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长期以来,相对于物资资源的开发投入,我们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开发投入明显落后,我们应对危机的关键、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在全球化竞争条件下,知识和技能缺乏是最大的风险,传统的救济方式根本不足以抵消这种风险,何况任何救济都只能“救急”,而不能“救穷”。风险治理必须聚焦于经济问题的社会解决,扩大社会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应变能力,消除产生“弱”的根源,这才是促进就业、提升产业标本兼治的根本大计。

  就业是民生之本。所谓“社会投资”,就是将被动的“事后”救济转向支持主动性,转向积极的、促进就业的福利(民生)投资。向社会的投资,不仅仅限于扶贫济困,而更是开发人力资源的投资,特别是将重点投资于教育和培训领域,以增强劳动者融入市场和社会的能力,帮助他们提高综合素质和应变能力。这也意味着将福利(民生)的重点从对财富的再分配,转向“对可能性的再分配”。

  面对全球化风险不期而至的严峻挑战,我国的教育“短板”格外显眼。教育发展还有许多体制性的障碍,城乡、区域之间很不平衡,教育投入不足和农村教育薄弱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另外,根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国务院研究室,2006),农村劳动力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仅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发展和公平程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尺。教育改革应包括增进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变被动为主动,变懈怠为创造,变升学教育为终身教育。不合理的公共资源配置导致了一部分人面临严峻的机会不平等,并不得不接受不公平竞争的一系列结果,这在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工作和政策应聚焦在消除风险的根源上,维护公众享有公共资源的均等权利,尽可能保证人们的起点平等;这不但是矫正社会不平等的基础条件,也是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和应变能力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市场经济体制越完善,基于能力的个人机会就越大;而能力供给主要依靠教育培训和提高人力资本,大力发展各领域特别是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特别是农民转移就业能力。政府在财力有限、不可能进行大量教育培训投资的情况下,除了动员社会力量加大教育投入外,还必须从引导和强制两方面增进人力资本积累,建立起能激发每个人的创新能力和工作热情的分配方式,还要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保证及下一代接受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

  无论如何,从政府到个人都把同舟共济当做信心保证,着眼于长远,立足于能力建设,这是将风险转变为新的动员力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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